在题为《希特勒的教皇》的书中,作者约翰·康威尔以那位在希特勒统治德国期间在位的未来教皇的祖父与教皇庇护九世为开端展开叙述;他们曾一同被逐出罗马城。庇护九世从罗马城逃离时,曾伪装成一名修女,而他唯一带在身边的人,就是这位未来教皇的祖父。康威尔论及这两人之间的密切关系,随后又指出这位未来教皇的父亲也如何与天主教会的权力中心有所关联。借此,他勾勒出自庇护九世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历史的社会、政治与宗教环境。这一历史概览极具启发性。
在十一世纪,当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宣称罗马教会的完美时,教皇的僭越又迈出了一步。他提出的诸多命题中,有一条宣称:依照圣经,教会从未出错,将来也不会出错。然而,这一断言并未附上经文的证明。这位傲慢的教皇还声称自己有罢黜皇帝的权力,并宣称他所作出的任何判决都不能被任何人推翻,而推翻他人一切裁决则是他的特权。
这位无误论拥护者的专制性格,在他对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的处置上得到了一个鲜明的例证。由于擅自无视教皇的权威,这位君主被宣告逐出教会并被废黜。因自己的诸侯受教皇敕令鼓动而起来反叛,对他背弃并加以威胁,亨利感到有必要与罗马和好。他与妻子及一名忠诚的仆人一道,在隆冬时分翻越阿尔卑斯山,好在教皇面前自我卑下。到了格雷戈里退居的那座城堡,他被在没有卫队护送的情况下带入外院,就在那里,在严冬的酷寒中,光着头、赤着脚,身穿粗陋的衣衫,等待教皇允许他觐见。直到他连续三天禁食并认罪,教皇才屈尊赦免他。即便如此,也只是附带条件:在恢复王权徽记或行使王权之前,皇帝必须等待教皇的批准。格雷戈里因其胜利而得意洋洋,并夸口说,打压君王的骄傲是他的职责。大争论,57。
格里高利七世是“无误论”的倡导者,但这一可笑的主张直到庇护九世才被定为正式教义(教条)。庇护九世在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上把这一愚蠢的主张确立为教义。该教义于1870年7月18日获得通过,整整比十四万四千人的第一次失望早一百五十年。
这段历史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当庇护九世组织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并推行其“教宗无谬误”教义时,他的动机源于他对所谓“现代主义”的憎恶。这并非根植于这样一种观念:教宗在界定圣经教义时绝不会犯错;而是为教宗反对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影响这一立场进行辩护。其矛头所指,正是后来最终被称为“共产主义”的思想。
法国大革命引发了欧洲各国统治结构的剧变,人们尤其痛恨作为君主制的教皇制度。正是一场意大利共和派的起义,曾一度将庇护九世及其得力助手逐出罗马。由法国大革命催生的各种哲学所代表的“现代主义”是庇护九世的死敌,而他的教宗无谬误教义旨在支撑教宗针对这些由法国大革命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想所提出的一切主张。
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指出,在1798年,南方王(无神论的法国)使北方王(教皇制度)受了致命伤。
庇护九世关于无谬误的教义,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所表征的战争相关联;自1869年后期至次年,庇护九世召集了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即梵一,其目的在于确认教皇乃天主教之首,而天主教乃一切教会之首,正如查士丁尼于公元533年所颁诏令中所宣告的那样。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又称“梵二”,于1962年至1965年举行。它是天主教会历史上的一项里程碑事件,也是现代最具意义的大公会议之一。该会议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领导下召开;在若望二十三世于1963年逝世后,又由教宗保禄六世在位期间继续进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两个大公会议之间的明显区别。
第一次大公会议旨在确立所谓教宗的“首位权”,其意即教宗乃教会至高的治理者、训导者和牧者,负责保存并诠释信仰教义。他的权柄在于界定教义、颁布教义性法令,并就信仰与道德事项作出具权威性的宣告,此即所谓教宗无误权。这也包括教宗对普世教会所拥有的管辖权威,其中包括任命主教、规范圣事并治理教会行政事务的权力。
第二次会议旨在把教会导向一个普世合一的共同体。这两次会议的主张截然相反。保守的第一次会议的立场被自由派的第二次会议所否定。这两派如黑夜与白昼般迥异,而被认为出自法蒂玛的三个秘密的预言指出了一场内部战争,这场战争恰如其分地由这两次会议所代表。
该预言指出,有一类人维护由庇护九世所代表的首位权,这一类人被称为“白教宗”、“好教宗”或“好主教”;而另一类人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相关,则被称为“黑教宗”、“坏教宗”或“坏主教”。当你参观位于葡萄牙法蒂玛的法蒂玛奇迹圣地时,这两种政治概念的争议便有所体现。进入时,通道位于两尊雕像之间,一侧是黑教宗,另一侧是白教宗。
因此,这就成为那位最终被该书称为“希特勒的教皇”的人的传承的一部分,即他的根源纠缠于现代主义(南方之王)与教皇首位权(北方之王)之间的斗争之中。
必须明白,我们所考察之书的作者乃是一位声誉良好的天主教徒,而他写作此书所宣称的目的,是要阐明并澄清这样一种指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执政的教皇曾支持希特勒、纳粹,或在针对犹太人及其他人的大屠杀中负有某种罪责。当康威尔谈及庇护十二世的祖父——那位曾主持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的右手人物——之时,南方王与北方王争战的历史,正是在那段历史本身中上演。当“共和主义”的革命蔓延到意大利时,意大利人曾约有一年之久将庇护九世逐出罗马城;自那时起,即便他后来回归,教皇制度所拥有的也不过是一百一十英亩之地,即所谓的梵蒂冈城。
他之所以竟还能重返梵蒂冈,唯一的途径就是借助法国军队的帮助,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臭名昭著的犹太银行家——所提供的一笔贷款。要理性地理解教皇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大屠杀所负的共谋责任,就必须对自基督被钉十字架以来欧洲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该书指出,反犹主义与种族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并声称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憎恨属于种族主义,因为在希特勒看来,犹太人是较低等的一类人;而反犹主义则是因犹太人杀害了上帝而对他们怀有的仇恨。无论这二者本为一体,还是实际上确有区别,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现实都是值得了解的。
例如,在今日的美国,若使用“ghetto”一词,多数人会认为它是指城中贫穷、破败的地区。然而,“ghetto”这一术语最初是指城市中的一个区域,尤其是在意大利威尼斯,那里在中世纪期间,犹太人被迫居住于特定地段。第一个 ghetto 于1516年设立于威尼斯,当时威尼斯共和国将犹太人限制在城中一处指定区域,即所谓的“geto nuovo”(新铸造厂),此后该地最终便被称为 ghetto。
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的居住地点受到限制,他们被允许从事的职业也受到限制。这些限制基于反犹太主义的旧定义,该定义指的是一种观念:犹太人杀害了上帝,并且他们此后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招致的。
在中世纪,基督徒不可放贷或就贷款收取利息,乃是一项既定的传统。犹太人则不受此限制,因此放贷成为犹太人被允许从事的职业之一。诸如罗斯柴尔德家族之类的犹太银行家,因法律对其可从事职业的限制,遂成为兑换银钱的人。及至庇护九世需要资金返回梵蒂冈时,他既不再统治罗马城的挫败感,又因不得不向犹太人求贷而愈发加剧。
在被逐出罗马之前,庇护九世在犹太人问题以及教会与犹太人关系的问题上,似乎属于两派中的一派。那两派,一派认为犹太人无论遭遇何事,不过是在承受他们所应得的;另一派则倾向于对犹太人稍示怜悯。庇护九世在被驱逐之后返回梵蒂冈时,他在流亡之前有时所显出的怜悯,再也没有显露出来。在流亡之前,他曾关闭罗马城中的犹太人隔都;而在返回之后,他又重新设立隔都,并开始向犹太人征税,以弥补其财政损失。
教宗庇护九世的得力助手是马尔坎托尼奥·帕切利,他是希特勒的教宗的祖父。他是一名律师,属于支持教廷的一个特殊律师阶层。他的儿子也加入了同样的精英律师群体,他的孙子亦然,这位孙子最终成为了希特勒的教宗。书在梳理了欧金尼奥·帕切利的祖父、他的父亲,以及他本人的少年时期与教育经历之后,转而谈到帕切利开始为教廷工作时所担任的职位。作为出身于教廷精英律师世家的律师,他被选中领导一个专门处理合同的部门,这些合同被称为协定。1901年,帕切利被延揽进入教廷国务秘书处任职。
帕切利成为了派往列国的使节。从预言的角度看,帕切利成了法律意义上的联系纽带,使地上诸王与教廷的淫乱得以成就。1903年,庇护十世加冕为教宗。他随即开始抨击导致“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思想毒药”。主持庇护十世铲除“现代主义”行动的人是翁贝托·贝尼尼,他与帕切利在同一办公室工作。贝尼尼曾谈到一群世界级的历史学家时说,他们是这样一类人:“历史不过是不断的、绝望的呕吐尝试。对于这种人,唯一的疗法就是:宗教裁判所!”在贝尼尼看来,凡是对源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表示任何同情的历史学家都应被处决。
名义上,贝尼尼主管教廷的宣传部;但私下里,他还经营着一个秘密的间谍网络,旨在识别任何对“现代主义”抱有同情的天主教徒,而这种“现代主义”起源于“南方之王”。最终在1910年,他的工作促成了一道指令,要求教廷雇员宣誓,称为“反现代主义誓言”。它至今仍然有效。要在梵蒂冈受雇,你必须宣誓憎恨现代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在今天我们会称之为共产主义思想。
在克朗韦尔一书的扉页摘要中写道:“在本世纪的头十年,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年轻梵蒂冈律师,帕切利帮助塑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教皇权力意识形态;在20世纪20年代,他运用狡诈和勒索的手段在德国扩张权力。1933年,希特勒成为他理想的谈判伙伴,并签订了一项协定:以天主教退出社会和政治活动为交换,给予天主教会在宗教和教育方面的特权。这种由罗马强加的对政治天主教的‘自愿’放弃,促进了纳粹主义的兴起。”
1933年7月14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阿道夫·希特勒就在当月表示,帕切利与纳粹制造出来的那份协议为德国创造了“一个信任的空间……在日益展开的反对国际犹太人的斗争中”。
康韦尔的著作并未受到天主教徒的欢迎,因为他们拒绝接受这样的证据:正是帕切利成为希特勒得以上台掌权的主要原因,而德国原本是一个以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国家。帕切利曾达成一项协议,自1933年起,禁止天主教出版社、天主教新闻机构以及天主教学校就希特勒的走向发表任何言论。该书追溯了帕切利明显的反犹倾向;此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教宗。根据该书所依据的极其可靠的历史资料,至少有三点是可以确立的。
第一,是北方王与南方王的争战,如《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所表明的。在那场争战中,敌对双方乃是天主教与无神论、教皇与共产主义。另一个要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教皇曾以纳粹主义作为其代理军队,用以攻击无神论;正如教皇在1989年也曾以背道的新教作为其代理军队,用以攻击苏联的无神论。本书还指出了由法蒂玛神迹所发出的撒但信息所代表的、内在与外在的预言结构。
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十一、十二节所表征的拉非亚边境之战,正代表着当前正在乌克兰上演的边境战争。古时的战争是一场热战;第二场则是第二次代理战争,其中所涉及的代理军队进行着致命的交锋。拉非亚指出,这场边境战争乃是在北方王与南方王之间;然而,预言教导说,直到那即将来到的星期日法令之前,推罗的淫妇被人遗忘,耶洗别在撒马利亚,而希罗底却缺席了希律的生日筵席。这三位见证人就当前这段历史中北方王所扮演之角色作见证:她是在幕后操纵一切。凡在她被遗忘之时所发生的热战、代理战争和冷战,都是借着她的代理军队完成的。
俄罗斯是南方王,而它如今正卷入一场边缘战争;这场战争的资金由西方世界的全球主义者提供,主要是美国进步派民主党人与名义上的共和党人(RINO,Republican In Name Only)。当《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节中,美国被表现为北方王的代理军队时,它的两个预言特征乃是军事强权与财政实力。美国如今正在乌克兰完成它在1989年所作的同样工作,就是帮助教皇对抗俄罗斯;而在地面上保卫乌克兰的代理军队中,纳粹支持者竟如此充斥,以致连主流媒体也无法否认。罗马如今正使用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场热战中以及在1989年所使用的同样代理军队,来对俄罗斯发动战争。请阅读《希特勒的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秘密历史》。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同样地,当上帝将要向所爱的约翰开启将来世代教会的历史时,祂借着向他显现“一位好像人子的”,在灯台中间行走——这些灯台象征着七个教会——从而赐给他救主关怀并看顾祂子民的确据。约翰既被指示教会与地上权势最后的大争战,他也被允许得见忠信之人的最终得胜与拯救。他看见教会被卷入与那兽及其像的生死冲突,并且对那兽的崇拜在死亡威胁之下被强制推行。但他越过战斗的硝烟与喧嚣,看见一群人与羔羊同在锡安山上;他们额上不是兽的印记,乃是“父的名写在他们额上”。他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像,并兽的印记,并它名的数目的人,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并唱摩西和羔羊之歌。
这些教训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需要坚定地倚靠上帝,因为我们眼前就有一段将要考验人的灵魂的时期。基督在橄榄山上,预述了在他第二次降临之前将要临到的可怕审判:“你们将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和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些预言在耶路撒冷被毁时已有部分应验,但更直接地适用于末后的日子。
我们正站在重大而庄严的事件门槛上。预言正在迅速应验。主近在门前。不久,一个对所有活着的人都极其重要的时期将展现在我们面前。过去的争端将被重新激起;新的争端也会兴起。在我们这个世界即将上演的场景,人们至今甚至尚未想象到。撒但正借着人工作。那些正努力修改宪法并设法通过一项强制遵守星期日的法律的人,并不明白其结果将会如何。危机已迫在眉睫。
但在这重大危机中,神的仆人不可倚靠自己。在赐给以赛亚、以西结和约翰的异象中,我们看见天与地上所发生的事何等紧密相连,也看见神对那些忠于祂之人的看顾是何等深切。世界并非没有统治者。将要发生之事的安排在主的手中。天上的威严者把列国的命运,以及祂教会的事务,都握在祂自己手中。《证言》第5卷,第752、7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