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尼乌姆 - 第十八号

我们现在将探讨《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十二节的一些含义；随后，把三条“250年”的时间线引入第十一至第十五节的历史之中，而这一历史在公元前200年的帕尼恩之战中得以应验。自公元前457年起的那条“250年”时间线，于公元前207年结束，恰处于自拉菲亚之战开始、以帕尼恩之战结束的时期中段。尼禄这条“250年”的时间线，则以君士坦丁的“三步历史”为终结，其代表年份为313年、321年与330年。美国的“250年”于2026年7月4日结束。

尼禄这条时间线代表兽像之考验时期的历史，首先在美国，其后在全世界。公元前457年的时间线在军事层面把特朗普置于两场战役之间的中点。自1776年起延展的时期亦为特朗普最后一任总统任期标示出一个中点。为将这些时间线安置于其恰当之处，我们将首先论及第十二节，以及俄罗斯与普京的败亡。随后论及三条“250”年的时间线，再论及哈斯蒙尼王朝的时间线。在这些时间线就位之后，我们将使彼得与帕尼翁相对应。待这些时间线就位，我们当能辨明2020年7月18日的信息当如何加以校正并予以宣告，而且它乃《约珥书》的信息。

在拉菲亚之战中应验第十一节的那段历史，与乌西雅王的历史相一致。当以赛亚被洁净，并被赋予宣讲晚雨信息的能力时，他蒙召之年正是乌西雅去世之年。

乌西雅之死，乃以他所显明的悖逆为先导；这悖逆与托勒密在拉菲亚之战获胜之后不久所显出的悖逆相平行并相一致。乌西雅与托勒密象征那位心被高举、以谋求政教合一而行悖逆的南方之王。当乌西雅企图政教合一时，他额上的大麻风预表了兽的印记。

于是，乌西雅自其叛逆地企图推行政教合一之时起，便象征一种渐进性的死亡。随后他又象征与其子共治而自身无实权的十一年时期。乌西雅在叛逆之后又活了十一年。他叛逆之始象征星期日法令，其间政教合一，并强制施行兽的印记。十一年之后他死去，象征他作为南国犹大之王的统治告终；而南国犹大乃荣美之地，也就是美国。

就与托勒密的预言性关系而言，乌西雅代表犹大、荣美之地以及背道的新教；而托勒密则代表埃及，即龙的权势，其宗教乃灵媒主义。 当这两位君王被视为两条平行线时，乌西雅便不再作为荣美之地的一个例证，他们二者遂一同成为两个国家的象征。 埃及与犹大乃灵媒主义与背道新教之宗教的象征。 他们是国家与教会的象征。 当他们被并置为一个象征时，他们所代表的国家权力与教会权力，乃包含两个国家，正如玛代与波斯，法国的埃及与所多玛，美国的共和与新教两角，以色列与犹大的南北两国，以及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 作为两个王国的象征，他们在预言上由耶路撒冷的圣殿相连，因为乌西雅与托勒密二者都曾试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献祭。 这两国同在同一圣所悖逆。

必须注意，两位君王的悖逆是与耶路撒冷的圣殿相关；该圣殿象征着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十章中所见基督所在之殿。两位君王的历史相汇于乌克兰战争，因此他们的见证始于2014年。二者皆因军事胜利而被高举，这由第十一节所述的拉菲亚之战所表征。拉菲亚标志着圣经预言之第六王国以及星期日法令的三重联合的边界；它亦是教会由战斗的教会过渡至凯旋的教会之界线。

2014年之后，这位最富有的王于2015年宣布竞选总统之意向。2020年，这位代表共和党之角的最富有的王，受了那角后来将要被医治的致命伤。2022年，乌克兰战争升级。随后，特朗普在2024年的选举中回归，应验了第十三节。2023年7月，旷野的声音响起。2023年12月31日，新教之角复活；同样地，在2024年的选举中，当特朗普回归之时，共和党之角亦复活；而后，2025年，随着圣殿考验的到来，根基考验告终。

1989年被开启的那些真理具有双重性质。改革运动之间的预言性平行，以及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末六节，是在同一时间被开启的。为确立第四十节之起初信息，曾运用了若干预言解释的原则。其中有些真理，如今正成为那同一节经文之隐匿历史的钥匙；当初那些预言瑰宝正是在该节经文中被发现的。我举一例。

1989年，复临运动内对于《但以理书》末后六节经文所代表之意，并无统一认识。这种不统一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对这些经文的意义没有共识。其二，那些自称明白这些经文的人，所提出的不过是将人意之见与背道的新教与天主教的神学相混杂，这是他们从1863年叛逆之先辈所承袭的长子权的产业，当时他们在耶罗波安的奠基性叛乱中扮演了那位不顺服先知的角色。那些关于这些经文的个人见解，充其量不过是私意的解说。他们对这些经文的主张，或者与基本的预言应用相矛盾，并且往往与他们自己为这些经文所界定的根本前提相违背。

我们在那些经文中所看到的，是对全部六节经文的一致理解。正是我们所见信息的一致性，促使我提出我的理解，哪怕我明知整个复临运动都拒斥我所持的见解。我们对那些经文的理解最初发表于1996年，而当时所阐明的理解，随着三十年岁月的流逝，只是愈发坚实。

如果你查考《末时》杂志中的第一个引文，你会发现是《证言》第九卷第十一页。在9/11发生的五年前，这本杂志就以9/11开篇。那些使我得着鼓励的领会之一，是明白在第四十节所说的“末时”，北方王与南方王是属灵的权势，而非字义上的权势。那时我已经知道，怀爱伦姐妹说，但以理书与启示录本是一书，而但以理书中的那同一条预言线索，是由约翰在启示录中继续承接的。我发现，启示录第十一章在1798年“末时”前后的历史中得以应验；怀爱伦姐妹对该章的评注清楚地教导，法国乃属灵的埃及；而且她同样清楚地指出，在启示录第十七章，兽上的淫妇乃属灵的巴比伦。

怀爱伦对那两大权势的界定见于《善恶之争》，而她的这些论述把约翰与但以理的见证联结起来。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中，南方王的定义是掌控埃及的权势，北方王则是掌控巴比伦的权势。当圣经与预言之灵并行作工，将《但以理书》与《启示录》贯通以证成此论，从而立定一项真理之时，在这件事上，我绝不会向任何误入歧途的神学家，或任何误入歧途的自封之自养事工领袖让步。

将托勒密与乌西雅理解为拉菲亚之战以及当他们的心被高举之后所发生之余波的象征，必须以如下事实为准：托勒密所代表的是龙的势力，它击败了罗马的代理势力，却又败给了那曾在第十节以及在1989年击败托勒密的代理势力。这些历史上的区分是有意为之且重要的。

乌西雅在试图实行政教合一时，领受了兽的印记；乌西雅就是荣美之地，而“荣美之地”在1989年这道信息之初便是一个主要论点。荣美之地究竟是美国，还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当时坚持“荣美之地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一谬见的人，以及至今仍持此见的人，会主张，第四十五节所说的“荣美的圣山”显然就是上帝的教会；因此在他们看来，“山”与“地”乃是同一象征。我想，这不过是典型的人类推理罢了。

乌西雅乃荣美之地，托勒密乃埃及。乌西雅作为荣美之地，具有新教与共和主义这两只角。托勒密在政治上的体现是共产主义及其各种形式，而在宗教上的体现是招魂术及其各种形式。龙的势力的一个特征在于它是一个同盟体，然而那假先知（即荣美之地）乃是一个有两只角的单一国家。

《但以理书》十一章四十节确立了如下事实：当苏联于1989年被一扫而去之时，美国乃是教皇权的代理势力。此一真理与《启示录》十三章中两角的地兽的角色相一致，因为这两卷书乃是同一卷书。

《启示录》第十三章指认美国为教皇制的代理权势，因为地上来的兽施行那从海中上来的、“在它面前”出现的那兽的一切权柄。在第二节，异教罗马之龙曾将它的权能、座位和大权柄给了教皇制。被译为“power”的那个词意指“权能”；但在第十二节，被译作“power”的却是另一个词，其义为“受委任的权柄”。

美国是教皇权的代理势力；这教皇权曾由异教罗马所预表，而如第二节所载，异教罗马曾向教皇权提供军事与经济的支持。藉此，异教罗马也预表了美国：后者亦将其“战车、船只与骑兵”提供出来，去做教皇权势的肮脏的差事。

当第十节、第十一节与第十五节的三场争战在历史上应验之时，安条克大帝皆在其中。此一事实表明，这三场争战所代表的势力乃是那兽的代理势力，因为显现的总是安条克；而在1989年，安条克乃是美国的代理势力。

通向第十六节所述的星期日法令的三场争战，带有阿尔法与俄梅伽的印记，也呈现出真理的结构。在第一场与第三场争战中，涉及的是美国，从而在首战与末战中标识出阿尔法与俄梅伽。通向第十六节所述的星期日法令的三场争战也带有真理的印记。纳粹乌克兰的代理势力就是那场位于中间的争战，它象征在希伯来语“真理”一词框架中之中间路标的叛逆。这三场争战表征自1989年直到星期日法令，这意味着它们所表征的是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

《启示录》十一章十一节指出，2023年是两角复活的时点。《但以理书》十一章十一节则界定的正是同一历史时期。预言的内部线与外部线在2023年相合。内部线即但以理所明白的“事”，外部线即他所明白的“异象”。

但以理所阐明的圣殿考验起始于第二十二日；而在9/11之后的第二十二年——也就是以赛亚进入圣殿的那个时间点——则指向2023年。以赛亚将乌西雅在患麻风十一年之后的死亡标定在9/11。建造圣殿的工作，先是立下根基，随后竖立圣殿并安置顶石；此举进而引向第三个试金石式的检验，这在利未记二十三章的线路中由吹角节所表征。永远福音的内部工作是在外部线路的历史期间完成的。在第十一节中，普京被托勒密所预表；而乌西雅王则为南方王的刻画提供了第二个见证：这位南方王因军事上的成功而被高举，随后企图介入宗教领域。

尤赖亚·史密斯论述托勒密·腓罗帕托尔的历史，及其试图在耶路撒冷圣殿中献祭之举。

托勒密四世·腓洛帕托尔于公元前217年拉菲亚之役所获的军事胜利，并未使托勒密更为强盛，反而“使他的心高气傲”。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胜利并不会使普京更为强盛，却会“使他的心高气傲”，正如军事上的成功曾使乌西雅王“心高气傲”。

两位南方的君王因军事胜利而心被高举，企图进入同一座圣殿并献上祭物——此事唯有祭司得以为之。在两种情况下，祭司都阻止了这两位骄傲君王的企图。其中一位王遂对犹太人施行报复，另一位则被击打，前额长出麻风。

2014年，欧洲的全球主义者与奥巴马政权针对乌克兰这个国家发动了一场颜色革命。2022年，俄罗斯发起了入侵，此举终将导向普京与俄罗斯的胜利；其象征性地由南方诸王托勒密与乌西雅所代表。第十二节说，普京得胜之后，“他心必自高；他必倾覆许多万人；然而他却不因此得坚固。”其后，历史遂记载其国度渐次衰亡。

渐进的衰亡导致了他的死亡，而当安提阿古大帝为其在拉菲亚的失利而进行报复之时，安提阿古已不再与托勒密·腓罗帕托尔交战，他所要对付的，乃是一位当时统治埃及的幼王。孩童乃末后一代的象征，因此，在某一层面上，安提阿古在帕尼翁所击败的幼王，就是南方之国的末后一代。在实际层面上，这位幼王相对于安提阿古的强势，代表着弱势。

要概述俄罗斯的末后步骤，就是在概述那预言中的南方之王的末后步骤。在1798年于“末时”进入预言史的那属灵的南方之王，其一个预言性特征，就在于它如何走向终结。这同样也是北方之王与假先知的一个预言性特征。将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的这三股权势，其结局都在上帝的话语中被明确指明。无论普京与俄罗斯将要经历何事，都早已在南方之王以往的各条预言线中得到预表。

属灵南方之王覆灭的诸般例证，皆以第一位属灵南方之王的覆灭为典型；此第一位乃革命时期的无神论法国。南方王国的覆灭包含南方之王的覆灭。拿破仑的败亡对应于法国的覆灭，并与下一南方王国的覆灭相一致，而此南方王国即俄国。俄国作为现代的南方之王，始于革命；正如法国作为南方之王，同样始于革命。

革命是龙的一个特征；而龙乃南方诸王的象征。龙——作为南方之王的首要象征——就是撒但；在千禧年结束之际，当他企图发动一场革命之时，有火从天而降，将他吞灭。他起初在天上的叛逆，乃是他在千禧年终结之时叛逆的阿尔法。

1798年，法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在预言的意义上登上宝座，成为属灵意义上的南方之王。那场革命席卷欧洲诸国，最终在俄国引发了俄国革命，并于同年不久继而爆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

1917年俄国革命由两个主要阶段组成：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君主制，结束专制政体，并在与苏维埃并存的“双重政权”时期建立临时政府）与十月革命（亦称布尔什维克革命，其中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通过政变夺取政权，从而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开启通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路）。

在历史分析与革命理论中（尤指诸如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及其他作出类比者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法国大革命（1789—1799）常被视为是俄国事件进程的典型，或为其提供了一个图式。足以表征俄国这些阶段的法国大革命之两个步骤是：

这些类比强调，革命往往遵循一种模式：首先是由温和派／资产阶级力量领导的针对旧政权的广泛起义，其后在危机之中，由激进派以更为极端的方式夺取政权，以“拯救”并深化革命。布尔什维克自觉地借鉴法国的先例，将其十月起义视为与雅各宾派政变相近的举措——此举被认为为防止反革命并实现革命的潜力所必需。

这种类型学见诸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等著作（其中明确将俄国的“双重政权”阶段与法国的类似动力机制相比较），以及罗莎·卢森堡关于俄国事件的著述，其中她指出，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三月至十月）遵循法国（及英国）革命的模式，而布尔什维克的夺权则与雅各宾派的崛起相对应。

耶稣总是以起初来阐明终局；而拿破仑作为第一位属灵意义上的南方王，其覆亡是循着革命之初的路标而行，并因此预表了苏联的覆灭。

拿破仑的渐进式（一步一步的）败亡，与苏联的渐进式衰落及其于1991年的解体，在同一类型学框架内密切相应；在该框架中，法国大革命的两个阶段预示了俄国革命于1917年二月与十月的两个阶段。这一平行关系还延伸至激进高峰之后的巩固阶段（波拿巴主义）及其不可避免的瓦解。此种论述既根植于一般的历史模式，也取资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尤以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及相关著作中的论述为代表），其中将拿破仑视为波拿巴主义的原型：一种在革命的激进高峰之后兴起的强人政体，在阶级之间取得平衡，保留革命的若干关键的结构性成果（同时压制其民主推进力），构建个人化的军事—官僚帝国，过度扩张，继而经历分阶段的崩溃，并导致旧秩序的部分复辟。

经历雅各宾派的激进阶段与热月反动（1794年），以及不稳定的督政府时期（1795—1799年）之后，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政变（1799年），建立执政府，继而建立帝国（1804年）。他将资产阶级革命之成果（《拿破仑法典》、封建特权之废除、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加以法典化并对外输出，然又使其从属于专制统治、军事荣耀与新兴精英阶层。

在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激进阶段与苏维埃政权早期的试验之后，官僚蜕化开始显现（尤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斯大林对权力的整固击败了左翼反对派，强制推行“一国社会主义”，并建立起一个警察—军事—官僚的独裁体制。计划经济与国有化财产（十月革命的核心成果）虽被保留，却被转化为特权种姓的工具，而国际主义则被抛弃。

在两种情况下，革命能量被“冻结”，并在单一人物或统治装置之下被引导而转入国家权力及其扩张之中（托洛茨基明确将斯大林政权称为一种“苏维埃的波拿巴主义”，其比起执政府，更接近拿破仑的帝国）。

这就是核心取向——衰落并非一次骤发之事，而是一个由过度扩张、内在矛盾、军事泥淖、外围控制的丧失、改革的失败以及最终的解体/复兴所推动的连续性侵蚀序列。

在二者之中，“帝国”（法兰西的大陆封锁体系 vs. 苏联的东方集团/经互会影响）皆呈现出如下轨迹：自外向内发生碎裂，内部腐朽加速，最终的危机暴露其内在的空洞，旧的社会力量重新确立（君主制/资本主义）。 波拿巴主义被证明不可持续——用托洛茨基的话说，乃“一座立在顶点上的金字塔”——因为它以镇压革命的民主基础为立足点，同时在敌对的外部压力之下试图捍卫（却加以扭曲）其经济基础。 从长时段的视角看，苏联的解体并非“突然”，而是渐进性内部腐朽的累积性结局；同样，拿破仑的帝国也并非一夜之间消失，而是在连遭败绩中逐步蚀解，直至复辟。

法国与苏联的起始与终局，与乌西雅王及托勒密的见证相一致。托勒密四世·菲洛帕托尔在拉菲亚会战（公元前217年）中对北方之王（安条克三世）取得决定性胜利，然而“他却因此并不得势”——他不乘胜追击，反而讲和，随即回归奢华与自我高举；其后（据《马加比三书》一至二章所载），托勒密凯旋后访问耶路撒冷。心高气傲的他企图擅入至圣所，并亲自献祭——此乃对独一真神之篡越与悖逆之举。于是他被神击打（瘫痪），蒙羞，遂转而逼迫神的子民。此后其统治日趋衰败：道德腐败、内乱叛变频仍、国力式微，直至身死。这与乌西雅王（历代志下26:16-21）形成精准对照：他在军事得胜之后心高气傲，继而擅入殿中烧香（篡夺祭司职分），被击打，额上长大麻风，这是公开可见的审判。自此，乌西雅独居隔离，与耶和华的殿隔绝，直到去世——非立刻被毁，乃缓慢、延宕的死亡。

二者皆为南方王，其骄傲彰显于对耶路撒冷圣殿的侵入，随之而来的是渐进性、消蚀性的终局，而非即时崩溃。这构成此后每一位“南方王”的类型学范式。

在“末时”（1798年），无神论的法国（这股权势刚刚显明了埃及的属灵特征——对上帝的公然否认，正如启示录11:8所言）借着掳去教皇而向北方之王（即教皇制）发动攻击。拿破仑是那次攻击的军事化身。法国在1798年戴上“南方之王”的冠冕，因为它所高举的，正是古埃及所体现的同一种无神论精神。

然而，正如托勒密未能“充分利用其胜利”，法国大革命的激进阶段既无法维系，亦不能将其成果完全输出。随着无神论之哲学臻于成熟，并在政府中发出新的声音，南方之冠冕遂继续传递。

这三者并非偶然；它们是渐进式的终局——每一个都代表着南方王在通向自身缓慢解体的轨迹上更进一步的阶段。拿破仑——1798年之后的第一个重大象征。他在埃及（字面之“南方”）取胜，继而过度扩张（1812年的俄国远征以灾难告终，由此开启其帝国在外围地区于1813—1814年逐步失利的系列），在1815年滑铁卢遭遇最终败北，并两度被放逐。拿破仑所代表的是一种渐进、分期的败亡——正如托勒密与乌西雅一般。

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夺取了王冠。布尔什维克的“推动”延续了对旧秩序（包括宗教权力）的战争。然而，激进阶段无法稳定；列宁本人的健康早衰，体制亦开始官僚化。

斯大林，这位巩固者（苏维埃的波拿巴主义），将革命“冻结”为一个军事—官僚制帝国，保全其核心成果（国有化经济——与拿破仑法典相平行的反封建举措），却使权力转而向内（清洗）与向外（扩张）。然而其心在无神论中自我高举；该体制无法真正“充分利用其胜利”。过度扩张（阿富汗可与拿破仑远征俄国相对应）、停滞、改革失败（perestroika 乃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尝试）、失去卫星国（1989—90年＝失去“盟友”），以及最终解体（1991年）。

苏联的崩溃并非骤然而至，而是循序渐进——正如拿破仑的帝国一步一步被侵蚀，也如托勒密与乌西雅在其“圣殿骄矜之刻”之后，其统治日渐凋零。“属灵”的南方之王（以政权形态呈现的无神论）领受了其自身绵延的审判：从内部被掏空，无法维系那谎言，并在北方之王的逆向之势中被席卷而去（教皇制在权力真空中的复兴）。

法国大革命（两个阶段）预表俄国革命（二月革命与十月〔布尔什维克〕革命）。拿破仑时期的波拿巴主义及其渐进性消亡，预表斯大林主义的巩固以及苏维埃的渐进性消亡。凡此种种，都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南方王”之脉络在现代历史中的外显展开：从托勒密在拉菲亚之败及其对圣殿的傲慢，经由乌西雅同样之罪与其缓慢的终局，直到1798年的法兰西及其无神论的承继者（列宁—斯大林时代），后者不能因其胜利而得以坚固。

列宁，激进的创立者或夺权者（平行于雅各宾派／布尔什维克之崛起；1917年后的“推进”阶段，类同雾月政变后拿破仑早期的执政府）。斯大林则是波拿巴式的巩固者（苏维埃帝国的缔造、大清洗、二战胜利、冷战高峰；其心在无神论中被高举，然未能在长期内完全“巩固”这场胜利——过度扩张由此开始）。

赫鲁晓夫是高峰过后的“解冻”时期领导人（1953—1964年）：谴责斯大林（1956年“秘密报告”）、揭露部分腐败、尝试有限的改革，但未能化解制度性矛盾。这类似于“热月式”或早期衰退阶段——在核心的无神论结构依旧之际，恐怖统治松弛，然而威信渐失（例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屈辱，正如拿破仑在更大败局之前的一些小挫折）。

戈尔巴乔夫是（1985—1991年间）的绝望改革者，他以“改革（重建）”与“公开化（公开性）”作为“拯救”体制的孤注一掷之举，然而这些举措却加速了崩溃——东欧阵营的瓦解（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及内部起义。这是“渐进性终局”的最清晰标志：类同于1814年入侵前拿破仑末期的调整尝试，或托勒密／乌西雅因圣殿之傲而后的迟延式衰落。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北方之王）举行会晤／缔结宗座协约，象征着属灵层面的败北——南方之王的无神论向教宗权威的复兴让步。

叶利钦是最终瓦解的代表性人物（1991年起）；他领导了对1991年8月政变的抵抗，继而成为俄罗斯总统，主导了苏联的解体（1991年12月）、休克疗法式私有化与资本主义复辟。他体现了混乱的终局与对革命前成分的部分“复归”（寡头资本主义，犹如拿破仑之后的波旁王朝复辟）。南方之王的宫殿被席卷而去，应验了但以理书11:40所述北方（教皇权藉由与美国的联盟）之旋风式征服。

此预表学强调的是绵延、循序渐进的审判，而非瞬时的倾覆：正如托勒密四世在拉菲亚之胜导致心被高举、擅入圣殿、遭神击打，并渐次衰败；乌西雅因麻风而被隔离，直到去世；拿破仑分阶段的失利（俄国、莱比锡、巴黎、厄尔巴、滑铁卢）。苏联这一线标示出斯大林治下的巅峰之力，及赫鲁晓夫“解冻”中的渐进性空洞化，暴露出体制的裂隙。其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继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成为加速剂；至叶利钦时期则完成扫除（苏联解体，无神论的政体形态告终）。“心被高举”贯穿此线（无神论式的悖逆），但无人“将胜利之势发挥至极致”。

南方诸王的结局乃是渐进的，撒但的败亡始于十字架，并且他最终被放逐一千年，随后死亡。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考察《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至第十五节中的南方王。

《The Time of the End》杂志于1996年出版，呈示了《但以理书》中于1989年启封的预言。近日，该杂志由ChatGPT阅读，并被要求评估该杂志所呈示之第四十节历史中乌克兰的角色。以下是对这本已在公共记录中存在三十年的杂志之分述。该杂志所引Ellen White著作之首段，出自《Testimonies》第九卷，11。

在本刊对《但以理书》11:40–45之预言纲要中，乌克兰是在苏联解体，以及教皇权（北方王）与无神论共产主义（南方王）之间斗争的背景下被论及的。乌克兰被呈现为代理战争收束阶段中的一个关键宗教与地缘政治战场，尤其关乎乌克兰天主教会，以及其在苏维埃统治下经历数十年压制之后所获得的合法化。

该杂志将乌克兰呈现为《但以理书》11章40节更广泛之预言应验的一部分，描述藉由梵蒂冈与美国的联盟对南方王的横扫。乌克兰被视为苏联无神论式微以及天主教在东欧影响力复兴的证据。

该杂志教导说，南方王即无神论，先由法国（1798年）体现，后由苏维埃俄罗斯体现。北方王则是教皇权，而但以理书11章40节描述的是一场始于1798年、并以1989年苏联解体而告终的属灵战争。在此语境中，乌克兰作为苏联集团的一部分出现，并在但以理书11章40节的应验中被席卷而去。该出版物将苏联的解体呈现为教皇权之致命伤得医治的第一步（启示录13章）。

该杂志收录了有关苏维埃政权统治下迫害天主教的世俗文献资料。

载于《时代》杂志，1989年12月4日：

乌克兰被认定为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天主教遭受压制的一个主要地区。

关于乌克兰的讨论的一个主要焦点，是长期被取缔的乌克兰天主教会的合法化。

引自《生活》杂志，1989年12月：

摘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9年12月11日：

该杂志将此呈现为无神论控制减弱、天主教权威恢复的证据，认定其为梵蒂冈外交压力的直接结果，并将其界定为《但以理书》11章40节应验中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以乌克兰为罗马教廷在前共产主义地区重获影响力的可见例证。

共产主义的崩溃，不仅仅是政治变革，更是无神论在灵性上的败北、教宗制在地缘政治上的推进，并且是教宗制重返世界主导地位的开端。乌克兰遂成为苏联宗教压制瓦解的个案研究，并成为罗马在东欧取得战略性胜利的范例。它标志着从强制推行的无神论向天主教权威复归的可见转向，而乌克兰天主教会的合法化则被视为预言性的确证，表明北方之王正“如旋风一般”席卷南方之王。

乌克兰可归入第三至第四阶段，作为苏联无神论与恢复后的教宗影响力之间过渡的一部分。

预言之灵

世俗媒体

乌克兰被提及，与下列方面相关：

乌克兰在苏联无神论统治之下，是遭受压制的天主教堡垒。乌克兰天主教会的合法化标志着南方王的削弱。梵蒂冈在乌克兰的影响力彰显了教皇制的复兴，而乌克兰宗教格局的转变则成为《但以理书》11:40正在应验的有形证据。围绕乌克兰的事件构成了教皇制致命伤得医治之第一步的一部分。因此，乌克兰并非被呈现为孤立的政治事件，而是《但以理书》第11章末后进程中的一个预言性标志。